1997年，出差到舊金山，在飯店櫃檯剛辦完住房手續，一位不認識的先生用中文問我，妳是台灣來的嗎？我嚇一跳的說是啊，你怎麼知道？他回說，我看到妳在櫃檯刷信用卡，大陸沒有信用卡。妳是台灣總公司的W小姐嗎？我是北京分公司的X。並順手遞上自己的名片。我趕忙遞上自己的名片，並聊了一下接下來的行程。他忽然說：我第一次出國。我說沒關係，我們是團體活動，不必擔心。他似乎要說什麼似的，但也沒開口就道晚安了。
第一天開會的時候，我注意到他不說英文，也好像聽不太懂會議上大家討論的事，但他從不開口提他需要翻譯。為了使會議順利進行，我也就主動的進行翻譯。但他也沒說一句感謝的話，只自顧自的講中文，讓人有點不高興。
有天晚上在吃晚飯時，他突然問，我會不會要去買禮物帶回去，美國的東西貴不貴等等，我才想起他第一次出國，應該會需要買東西回去。於是，帶他去當地一家便宜的連鎖大超市。他第一次露出了笑容，並說想請我喝茶。
在飯店的咖啡廳，閒聊了一些彼此的年齡、經歷後，我說，耶？那六四的時候你在唸北大呀？他的臉突然拉了下來，並沈默不語。為免尷尬，說出了當時台灣也有學生支持六四，我也有參加等等。隔了一會兒，他終於開口說：你們外面的人是永遠不會懂的。並開始娓娓道來他所經歷的六四。
當年他大二，滿腔的熱血，跟隨著學生領袖們，是當初在紀念碑下最核心的學生群之一，大夥做著希望能改變中國的美夢。然而，哭天嗆地的事件撲天蓋地而來，學生們潰敗地離開，留下深刻地傷痕。
他說：死的人跟活著離開中國的人是幸福的，有誰想過那些還活在中國的學生呢？他說，自己運氣好，躲在學校繼續讀書，但那幾年畢業的學姊長們都很慘，找不到工作，無法出國，甚至連周圍的親友都找不到工作，政府要對付我們這些人是這麼容易呀。
他一邊在怨那些在國外享福的學生領袖時，也告訴自己說，可這些人卻都不能回家啊。他封閉自己，原本想當醫生的他，畢業後決定從商，進入我們公司是他打算開始賺錢的第一步。
一口氣說完後，他臉部的肌肉放鬆不少，還謝謝我願意聽他說這些。頓時我很心虛，想起剛剛自己說的蠢事，在台灣天真的我們，說什麼支援根本是小朋友的遊戲呀。但也說不出如何安慰他的話，只能在接下來的旅程，盡可能的協助他。
他說過沒人想革命，只希望政府改革，多替人民著想罷了。當時的這群年輕人，浪漫的希望自己國家的改革進步，如此熱愛著自己生活的土地，回報他們的是什麼呢？
即使現在，每到六四這個日子，都會想起當時的對話，希望他在對岸過的好好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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